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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达州精彩故事】芳华——我们的毕业照

更新:2018-05-11 10:19:27 来源:达州日报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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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尹可

    编者的话:

又到一年毕业季,校园里弥漫着伤感的离歌。

一张毕业照,见证了你的昨天,浓缩了一段学业,再现了青春的芳华。

透过一张张褪色发黄的毕业照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年代的历史痕迹,不禁感叹,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,转头回看时已逝水流年。走过漫漫的人生旅程,重新回顾当初的学生生活,让人唏嘘不已,感慨万千。

流水不因石而阻,情意不因远而疏。青春难再续,过去的岁月,虽然物质生活艰难,回忆起来却也满是芬芳——因为,我们曾经这样走过!

今天,本刊推出“我们的毕业照”专题,让我们共同回味当年激情燃烧、青春灿烂的岁月,一起重温学习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一道追忆少年时代难忘的师生情、同学谊、奋斗路,一同感受浩浩荡荡的历史变迁。

“苦”读

拍摄地点:达县白马中学

拍摄时间:1985年4月

□本报记者 蒲建国

“读书苦,读书累,读书还要交学费”,想起女儿小时候唱的这首“儿歌”,我的记忆跳转到30多年前读初中的日子,那些缺衣少吃、死记硬背、苦中作乐的场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

1982年,读罢五年小学的我,毕业考了全班第一名,父母天真地认为我是个读书的料,于是不惜血本送我到达县白马中学住读。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,是全县仅次于达县石桥中学的面积第二大的学校。过去只有高中,1982年秋季首招两个初中班,我有幸忝列其中。

其时,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,生活条件还十分艰苦。男生蓝布装,女生花格子,脚穿解放胶鞋或娘做的布鞋,就是“标配”。一双“回力鞋”,一件“的确良”,想你想断肠。那个年代的冬天,奇冷,不是忘穿秋裤,而是压根儿就没有。一些农村学生连袜子也穿不上,手脚长满了冻疮,那个痒啊!很多人买不起毛毯,条件好点的睡草席,条件差的睡冰凉的竹席,盖的棉絮“羞薄”,睡觉就像刺猬蜷成一团。

入校的一年多里,学校锅炉房只给教职工供应开水,学生洗脸洗脚洗衣就去围墙边的水池破冰提水。那水冷得刺骨,所谓洗脸洗脚,不过是猫儿洗脸,做做样子罢了。洗澡更是奢望,冬天一个月洗一次都是对意志的极大考验,难怪学校里疥疮流行、跳蚤张狂。每到不得不洗的时候,我们怀着悲壮的心情,跟上战场一样,一桶水从头淋下,杀猪般嚎叫。班上有几个303、064兵工厂的子弟,父母心疼麻了,多次从石板的厂里提了几瓶开水过来,惹得副校长在师生大会上骂人家“纨绔子弟”。

那时我们正吃“长饭”,“三两一个角角,四两一个坨坨”的盆蒸米饭,尽管缺油少荤,我们照样狼吞虎咽。蔬菜两三分钱一份,很多同学都舍不得吃,从家里自带老咸菜、酸萝卜。我偶尔去小卖部吃碗面条,就算“有钱人”了。

特别是冬天和二三月间,蔬菜常常面临断顿的危险,打饭晚了的同学只能舀两分钱一瓢的辣酱。校长着急上火,责令采购员千方百计去城郊菜蔬队拉菜救急。辣酱吃多了生火,解手一蹲就是半天,而且嘴唇干裂起壳,咧嘴一笑,血就渗出来了。一些操场上“跳起八丈高”的好动的男同学,吃了上顿管不到下顿,于是把碗藏在课桌里,下课铃一响,像离弦的箭射向伙食团,全然不顾讲台上老师的感受,老师恼骂:“饿死鬼投的胎!”

虽然条件艰苦,读书可不含糊。大家一心跳出农门,暗地里铆足了劲,课上学、课下背,晚上还要“开夜差”——打着手电筒躲铺盖里看书,我的眼睛就是那时搞坏的。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,这家伙简直就是为读书而生的,成绩长期“占据”一二名,买不起手电筒,经常捧书如厕、偷光夜读,我们笑他是“书香与臭气齐飞”。而我从小爱看小人书,见不得图书室那些好书,泡图书室成了最大的爱好。

三年初中,我们精力过盛,就这样苦并快乐着。我们曾围在老师家门口瞪大眼睛看《霍元甲》《少林寺》;曾夜晚翻围墙去野地里“练武功”;也曾因考差了而羞愧悔恨,感觉对不起爹妈给的生活费;还曾因“长发飘飘”、搞恶作剧、看手抄本而遭校长训斥,因穿喇叭裤、高跟鞋这类“奇装异服”而担心校长拿剪刀给我们“咔嚓”了……

1985年毕业前夕,站在操场边的石阶上,我们留下了这张合影(应为82级或85届)。之后,有的人升入高中,有的人选择复读考中师、中专,还有的打起铺盖回家放牛割草或是拜师学艺。青涩时光,一去不返;苦乐年华,此生难忘!

读书支农干劲足

拍摄地点:贵州遵义会议会址

拍摄时间:1976年7月

□郑宪菊/口述 本报记者 孟静/整理

2018年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73级同学重聚首,昔日的少男少女,如今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了。一晃41年的岁月已然逝去,同学吴德辉拿出1976年大学时的照片,勾勒起了当年学习、支农的难忘情景。

1973年,从渠县三汇中学初中毕业7年后的我,通过推荐走进了南充师范学院,政史系的100多名学生都是来自基层的“干部”,俗称“工农兵大学生”。大学时生活异常艰苦,稀饭就泡菜,有时候还是稀饭蘸盐巴,吃干饭想都不敢想,半个月能吃一回猪肉就是难得的美味。

艰苦的生活,挡不住我们对知识的渴望。为了听得更清楚,早上6点多就去能坐300多人的大教室抢占前排位置;为了弄清“唯物辩证法”“否定之否定”规律,下课了还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;为了读更多有趣的书,我们从少得可怜的助学金里“抠牙缝”,大学四年我买了100多本书;放假了也不回家,还赖在学校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。年底拿着奖学金,内心充满了自豪感,给父亲买了一包烟叶,给母亲买了一根丝帕,以示感恩之心。

大学期间,我们在南充市西充县义兴区支农时,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,干劲十足。每天中午顶着阳光,坐在田间地头,吃着每日不变的土豆、白菜。有一次在农民家中宣讲完党的方针政策后,雨后天漆黑一片,走着走着脚出来了,胶鞋还陷在泥巴里。我们也曾抱怨过、沮丧过,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咬牙挺过来了。临走时,我们和乡亲们依依不舍,他们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给我们践行,提着铺盖卷,陪我们走到场镇坐车。

四年大学生活如白驹过隙,毕业前的1976年7月,全班同学参观遵义会议会址,留下了这张合影,成了我们最后的大学记忆……

我的中师生活

拍摄地点:大竹师范学校

拍摄时间:1981年7月

□本报记者 刘礼全

年少时我很少照过相,仅存的一些相片也被学校宿舍的湿气沤得面目全非。一次,我在QQ同学群中惊喜地看到了当年在大竹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毕业照,尽管从清一色的白色衬衫里难以辨清自己的头像,但那阔别了30多年的学生生活,还是在黑白影像中渐渐清晰了起来。

1979年9月,第一天来竹师入学报到时,父亲扛着一口装着我的衣物和书籍的木箱,我则肩托棉被,在几个上届同学的带领下,找到了自己的班级——81级2班(那时级届不分,应为79级或81届)。班主任老师徐荫森见我矮矮的身材、瘦瘦的个子,开玩笑说我是没有吃过饱饭。

我进校时刚满16岁,一副能被大风吹走的身板,就在18.5元生活费、3元助学金的滋润下,长高长胖了;一向不善言辞、见人就胆怯的我,也因当了两年学习委员,变得活泼大方。

说实话,师范两年学的东西比高中阶段要浅显得多,只是增加了一些教育学、汉语拼音、音乐美术方面的内容。周末,我最爱到木板楼教室后面的假山耍,或

到学校后面的图书馆找书看,遇到好看的电影也会忍心花掉两毛钱去看一场。但更多的时间是在“遐想”,想想自己今后的工作是啥样,想想如何赡养父母、善待还没成年的四个弟弟。

那时,男生最爱睡懒觉,每天早晨起床铃一响,徐荫森老师便会准时来敲我们的宿舍门。宿舍是一间大教室,上下层木板床,全班44名男生都住在一起。我被安排在进门处第一张床的上铺,徐老师一进屋就掀开铺盖催我起床;紧接着,全寝室男生便在一阵瓷盆瓷杯碰撞声中起床漱洗,再借着不太明亮的路灯陆续走上木楼上自习。美术老师李植华还经常带着我们到和平街的小河边去素描写生,先讲要领,然后再叫我们动铅笔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大竹师范被合并到大竹中学了,原来的校舍已变成了大竹县第二小学。林立的建筑物,繁华的城市气息,渐渐湮没了旧时足迹,但记忆深处的影像总是难以抹去。

“孩子王”的幼师情结

拍摄地点:达州职业技术学院

拍摄时间:2012年12月

□张丽娟/口述 本报记者 孟静/整理

“披一身晨曦,我用笑脸,把孩子迎进园门。从那双双小手中,我感受着家长的体温;难以割舍的目光里,我读懂了肩上的担子,分量是那样的沉。”29岁的我曾在微博里这样写道。

我的幼师梦由来已久。在老家时看到小孩坐一起玩游戏,我就觉得小孩好可爱……正是孩子的童真,让我燃起了做一名幼儿教师的梦想。

2010年,我进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系学前教育专业学习。刚刚读完初中的我,面对学校里的缤纷世界,迷茫,无助,尤其是口音“与众不同”,常常被同学嘲笑。想参加社团活动,一次次因为普通话不过关被刷下。2010年第一次普通话等级考试,差1分没有通过。我下决心克服开江人拼音上h、f不分的习惯,唱歌、说话、坐车……每一个生活细节,我都不忘练习。2011年,我顺利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。

参加校园歌唱大赛是我树立自信心的另一个舞台。从班级初赛到系上复赛,再到学院总决赛,一路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。我常等同学们睡了,在走道一个人悄悄练习发音,一不注意就咬到舌头,虽然辛苦,但最终得到一个三等奖。

学前教育必须多才多艺。接下来的两年多,我开足马力,不断收获系上各种奖项:“最优声乐奖”“最佳辩手奖”“手工大赛优秀奖”,还参加了2012年达州市红色记忆九十周年大型文艺演出。2013年毕业时,我获得了“最佳优秀毕业生”荣誉。

毕业前的2012年12月,站在学院的主教学楼前,我们留下了这张合影。时光匆匆,一晃就各奔东西。之后,有的人考入党政事业单位,有的人结婚生子,但更多人和我做了一样的选择——当幼儿园老师。

校园乐队“弹唱”青春

拍摄地点: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拍摄时间:1992年6月

□李东升/口述 本报记者 冯津榕/整理

1992年6月,作为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里的学生,我即将离开校园,走上社会。毕业前夕,我们音乐系的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留下了这张合影。

看着这张26年前的照片,时至今日,我仍然可以将照片上大多数人的名字念出来。

那时,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组建了一支校园乐队,虽然只有七八个人,但贝斯、键盘、鼓手、歌手等一应俱全。因为那时台湾歌手苏芮、齐秦正当红,于是乐队靠着演唱他们两人的歌曲,迅速成为校园里的红人。每到周末,乐队就会到学校里的学生会歌舞厅驻唱。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,乐队还会收到联欢的邀请,为附近工厂、单位的职工们登台表演。那时乐队唯一的报酬就是一顿饭,或者一些小礼品,但乐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开心,因为我们觉得做自己想做的本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

除了音乐以外,那时的大学生们还有一个武侠编织的世界。在学校附近的租书店,每天只需要花上1角钱,我们就能到金庸、古龙、卧龙生笔下的江湖中玩个痛快。当然,不止是武侠,我们爱好的还有风靡一时的汪国真的诗歌。

如今,当年的同学都已天各一方,各自成家立业。但有时在同学会,仍会有人提到只有两年的大学生涯,虽然短暂但很快乐,那里有自由之思想,也有独立之人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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